[4] 【韩】韩秀熊，宪法学(第4版)，韩国首尔：法文社，2014年。
然而，这种传统公共利益已经不再适用于环境问题。[4]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诸如全球气候变暖、疯牛病丑闻、农业生态危机、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等诸多环境生态问题引发法国社会高度关注
曾有学者根据规范表述差别将各条区分为法律效力和政治效力两大类：序言6和7及正文第1至7条为前者，其中第5条为原则，其他为规则。在2002年6月5日部长会议上，希拉克正式将制定环境宪章提上日程，6月26日部长会议正式任命成立了由古生物学家科庞（Yves Coppens）教授担任主席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环境宪章。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经修改分别在2004年6月1日和24日予以通过。截至2017年12月31日，宪法委员会援引环境宪章的判决共34项，其中有31项适用宪法审查程序，31项的年度分布为：2005年2项，2008年1项，2009年1项，2011年4项，2012年5项，2013年5项，2014年7项，2015年1项，2016年3项，2017年2项。[33] 陈海嵩：《环境权实证效力之考察：以宪法环境权为中心》，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7期，第10页。
笔者认为如此定位环保的重要性已经足够和适当，不过仍有学者批评新环保法低估了环保的重要性。[25] V. la loi constitutionnelle n° 2008-724 du 23 juillet 2008 de modernisation des institutions de la Ve République. [26] Kosciusko-Morizet, N. Rapport relatif à la Charte de lenvironnement, Première lecture, no.1595, Commission des lois, Assemblée Nationale, Paris: 2004, pp.109-111. [27] V. Décision n° 2013-346 QPC du 11 octobre 2013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28] 该条的重要性在规范视野下易受忽视，实际上该条体现了法国宪法传统中的极权主义因素，大革命并非单纯的政体革命，而毋宁是社会革命甚至是心灵革命，它要改变的是人的心灵，而教育（确切说是由国家统一提供的教育）就是成为至关重要的手段。从内容上看，就是要充分发挥党规党纪的作用和效力。
加强党内监督至少有两重宪法意义：其一，它是政党内部民主和集中统一的重要制度基础，所实现的是民主过程之功能，具有权力配置的意义。所谓互动，自然就意味着宪法渗入政治过程，充分发挥宪法的规范意义，并且政治主体能够反作用于宪法，在宪法规范不足、模糊、空白乃至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情况下，通过政策制定、解释、建造、创造乃至革命，维护政治运作，补充宪法内容，从而实现宪法发展（Whittington， 1999：4-5）。如果宪法载入党的领导地位、党的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及其具体行使的权力，那么社会主义民主就会呈现另一种形式，党的自身建设就具有直接的宪法意义，自然也是宪法的任务。如果写在条文里，有人信仰宗教、唯心主义，不就违反宪法了吗？在‘序言中不是写主张，而是写历史事实。
在内容上，它吸收宪法资源和理论，涵盖了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全部领域，凸显了民主和法治的思维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全面从严治党的宪法工程学为讲好中国的实践故事提供基础。
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的讲话中批评过去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因此，开展党内政治生活需要充分调动党的内部政治运作机制尤其是民主机制，它体现了民主的逻辑。它涵盖了全面从严治党所获得的宪法的激励、指引和约束，以及它对宪法秩序的反作用。③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围绕着人民主权建构宪制结构和民主形式，是制度设计的基本前提和主要逻辑。Besso， Michael， 2003， A Study i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on the Campaign for a Written Constitution in Connecticut，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 17， No. 2， pp. 117-148. Christopher， Kam， 2009， Party Discipline and Parliamentary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gette， Richard， 2004， Congress， Parties Puzzles： Politics as a Team Sport， New York： Peter Lang. Grimm， Dieter， 2010， The Achievement of Constitutionalism and its Prospects in a Changed World， in Petra Dobner and Martin Loughlin （eds.）， The Twilight of Constitu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unther， Richard and Larry Diamond， 2013，Types and Functions of Parties， in Larry Diamond and Richard Gunther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azan， Reuven Y.， 2011，Does Cohesion Equal Discipline？Towards a Conceptual Delineation， in Reuven Y. Hazan， （ed.）， Cohesion and Discipline in Legisla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Kaufmann， Karen M.， James G. Gimpel，and Adam H. Hoffman， Adam H.， 2003， A Promise Fulfilled？Open Primaries and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5， No. 2， pp. 457-476. Lundell， Krister， 2004， Determinants of Candidate Selection： The Degree of Centraliz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arty Politics， Vol. 10， No. 1， pp. 25-47. Sartori， Giovanni， 1997，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Ware， Alan， 2002， The American Direct Primary： Party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North，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hittington， Keith E.， 1999， Co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Divided Powers and Constitutional Mean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注释】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被陈端洪教授称为是制宪权主体（主权者）的双重代表结构，是中国宪法的第一根本法（陈端洪，2008）。萨托利，2006，《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然而，这些不同观点并没有全面揭示宪法与党的自身建设的关系，尤其是未能说明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所立足的深厚的政治结构基础和推动宪法发展的意义。1981年11月12日，他在玉泉山与胡绳、王汉斌、顾明等人研究起草序言时，集中地讲了他的意见。
我国宪法规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现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成效显著，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依据。
前面曾提到，政党是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最根本利益的代表。本文的任务正是分析全面从严治党的宪法资源及其宪法意义，总结中国共产党与宪法之间的互动结构，说明全面从严治党推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和宪法秩序演进，揭示实践基础上的中国理论。如今两党都是典型的选举型政党，它们的主要目标和任务都是承担选举功能。（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1980：46）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其中，消除党争原因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消除其存在所必不可少的自由。但更为重要的是，政党国原则也意味着政党内部结构及其行为必须符合宪法规定。党的自身建设又能够推动宪法发展，它是宪法秩序演变的动力。
公开原则亦是民主的具体表现，引入的是社会性监督。巡视监督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督形式，它借鉴了君主制下主权者延伸监督的逻辑。
八二宪法与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制定以及后来的宪法施行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良性关系。石伟，2016，《党内法规中的刑法——新修订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解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4期，第16—22页。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通过政党自身的建设、提升与完善，宪法也因此得以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早在宪法制定之前就已确立，回溯到主权者行使制宪权的伦理，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宪（陈端洪，2008）。
依规治党贯彻法治逻辑，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形式。尽管确立了处理党与宪法的关系的基调，起草八二宪法仍然面临着是否写明以及如何写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带来的回归群众，依靠人民，既影响着党执政的方式，也关系着党的执政根基和民主基础。落实党的代表性，需要通过业已建立的党组织和制度。
党的自身建设是党融入民主和法治的过程，也是将政党政治宪法化的过程。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也加强了。
宪法是国家的组织法，它要完成设计民主、组织政府的任务（Satoria， 1997：200-201）。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五大体系，分别是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毫无疑问，政党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参与者之一。既包括党通过自身建设来实现宪法的目标和效力，也包括将党的活动纳入到宪法秩序之中。
党与宪法的融合并非是指党政合一，而是将党的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与宪法的精神、原则、规则、程序和动力机制相融合，通过政党内部治理发挥宪法效力，实现宪法目标。政党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自其诞生就进入到宪法视野中，政党政治更是直接在宪法的控制之下。④针对党与政府的关系，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中说：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五、中国共产党与宪法的互动结构 全面从严治党从宪法中汲取理论和经验资源，也通过作用于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而产生宪法效用，这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宪法之间一种全新的关系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独特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现代政党理论中，政党是代表人民，至少是代表一部分分散人民的集体行为的重要载体，是意志形成、传递和表达的中介，它们以参与政治、取得政治职位为目标，是政治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萨托利，2006：82-101）。
这是确保党的人民性的基础，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二）德国政党内部民主的规范化 通过宪制结构约束政党并抑制党争，却未能阻止政党的危害，德国魏玛时期的乱象和纳粹时代的惨痛教训，让人们开始反思如何有效地约束政党。
三、其细则由联邦立法规定之。（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1980：49）共和国的代议制原则与分权体制可以控制党争，因为通过某个选定的公民团体，使公众意见得到提炼和扩大，因为公民的智慧最能辨别国家的真正利益，而他们的爱国心和对正义的热爱似乎不会为暂时的或局部的考虑而牺牲国家。
